翻译（with ChatGPT）

在自动计算的早期，就有人把这样一件事视为编程的缺点：编程需要具备使用任何形式化符号系统时所特有的那种谨慎与精确。他们责怪这个机械奴隶过于严格地服从指令，因为只要稍加思考，就能发现那些指令里有明显的错误。“但「稍微」也很漫长，而思考是痛苦的过程。”（A. E. Housman）于是，他们热切地期待并等待某种更明智的机器出现：当一个微不足道的文书错误会引发荒谬行为时，这种机器将拒绝执行。

机器码由于几乎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冗余，很快就被看作人与机器之间一种不必要的危险接口。所谓“高级编程语言”的发展，部分正是对这种认识的回应；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如何增强对低级错误的防护。一个重大的进步是，如今许多低级错误导致的已不是错误答案，而是报错信息。（而即便这一进步，也并未得到普遍欢迎：有些人觉得，那种无法忽视的报错信息比错误结果更令人恼火；在评价编程语言的相对优劣时，有些人似乎至今仍把“编程的容易程度”等同于“可以轻易犯下而不被察觉的错误的程度”。）然而，与某种编程语言相对应的那台抽象机器，依旧是个忠实的奴隶，也就是说，它仍是那种完全能够执行无意义指令的、不可理喻的自动机。编程仍然是对形式化符号的运用，因而仍然需要此前那种谨慎与精确。

为了让机器明显更易于使用，人们曾提议，甚至尝试，设计一种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母语向其发出指令的机器。这必然会使机器复杂得多；但有人争论，说让机器承担更大一部分负担，会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。只要你把困难的根源归咎于必须使用形式化符号系统，这种说法听起来就是合理的。但真是这样吗？我持怀疑态度。

我们现在已经知道，接口的选择并不仅仅是对某种固定工作量的重新分配，因为跨越这个接口进行协作与交流所涉及的工作，也必须加进去。我们也已经知道——我可以说是令人清醒的经验——接口的改变很容易增加两边的工作量，甚至可能大幅增加。正因如此，人们才日益偏好如今所谓的“窄接口”。因此，尽管改用人的母语进行人机交流会大大增加机器一方的负担，却也不见得就能假设人类的生活会被简化。

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数学史，就能看出这种质疑是多么正当。希腊数学之所以陷入停滞，是因为它始终停留在言语和图形的活动之中；穆斯林的“代数”在对符号化作过一次怯弱的尝试之后，回到修辞式风格时便死去了；而现代文明世界则只有在西欧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之后——那其实不过是对语言精确性的一场徒劳追求——才得以出现，不论这种出现究竟是福是祸。这要归功于维达、笛卡尔、莱布尼茨，以及后来的布尔等人所精心设计的、或至少也是有意设计的形式化符号系统。

形式化文本的优点在于：对它们进行操作时，若要算作合法，只需满足少数几条简单规则。仔细想想，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工具，它能排除各种各样的无意义内容；而当我们使用母语时，这些无意义内容几乎是不可能避免的。

与其把使用形式符号的义务看成一种负担，我们不如把使用它们的便利看成一种特权：正因为有了它们，小学生也能够学会做出过去只有天才才能做到的事。（显然，1977年那位在一份技术报告前言中写下“为了清晰起见，连逻辑连接词的标准符号也避免使用”的作者，并不理解这一点。而这句话居然会出现，也说明这种误解并不只限于他一个人。）说到底，我们使用母语时所谓的“自然性”，不过归结为这样一种轻易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它来作出一些陈述，而这些陈述的荒谬之处并不显而易见。

设想一下，倘若从一开始，我们的母语就是信息处理设备输入与输出的唯一载体，会发生什么，也许会有所启发。我的审慎猜测是：历史会在某种意义上重演，而计算机科学将主要成为一门真正的黑魔法，其任务是设法从这种起点出发，自举出一个定义得足够良好的形式系统。为了把接口收窄到足以使用的程度，我们将需要世上一切智慧；而从人类历史来看，猜测要把这件事做得足够好还需要几千年，恐怕也并不算过分悲观。

有一种直觉让我颇感安慰：我怀疑，那些必须用我们的母语——无论是荷兰语、英语、美语、法语、德语，还是斯瓦希里语——来编程的机器，将会和它们的使用一样，极其难以制造。

附言。由于教育日益背离智性训练，近几十年来，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人们对自己语言掌握能力的急剧下降：许多按上一代标准本应更明白的人，如今已经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母语，哪怕是为了那些母语其实相当适合的目的。（你只要看看科学论文、技术报告、政府出版物等等中那些细读之下毫无意义的空话套话，其数量确实令人警惕。）这种现象——被称为“The New Illiteracy”（新文盲）——本应使那些相信自然语言编程、却又缺乏足够技术洞察力去预见其失败的人打消念头。

随便聊聊

时至今日这篇短文中提到的部分事情已经成为现实：能够使用母语编程的机器，至少也是其重要的原型机，已经被造出来了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：自然语言可以充当很多信息处理任务的输入与输出，在这些任务上，我们真的需要自举出一个充分严格定义的形式化系统吗？

此前的假想是人来做自然语言，同时人来做形式化系统，确保机器能够忠实的执行指令。

但我的问题是：人真的是一种能始终清楚下达命令的存在吗？

当人们给出自然语言指令的时候，这个指令真的需要被忠实执行吗？ 假设我是小王的领导，有的时候，当我说“小王你去把垃圾扔了”，我是希望小王大致把这件事处理掉，结果大体成立就行。在所有垃圾桶里看看，拎一些差不多满了的垃圾袋，扔在无所谓哪个垃圾桶里；或者换句话说，我的真实期望可能是不要让办公室里垃圾堆积成山、也可能是把小王支开（以便我做一些小王在场会不方便的事）。 如果要忠实执行我的指令，恐怕小王，假设他有个像是金锣王中王的名字，得先问“小王是指我王金王吗？”；再问“扔哪些垃圾桶里的垃圾？”；最后问“扔到哪里？”；扔完还要补一句“需要我帮你把隔壁办公室的垃圾也扔了吗？”

是这样的：我根本不在乎你具体扔了哪些、扔到哪儿，只要办公室里别堆成山，只要你别继续在我眼前晃就行。

日常指令并不总是严格的形式化规约，而是复杂的社会性委托。指令是难以描述、无法穷尽的，里面充斥着自由心证的判决。

另一种情况，当人们给出自然语言指令的时候，想要的真的是这个指令被执行吗？ 假设我是个情绪化的人， 有的时候，当我说“小王你等好了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今晚我要揍你一顿”， 我希望小王问我“你心情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，然后我会告诉他“因为你把xx事做坏了，我很生气”等等。 接下来应该是小王坦诚我感动，二人和解的戏码。 而不是小王跟我说“<think>卧槽，用户彻底怒了<think>\n\n已为您预定今晚九点的日程：「揍小王」，需要为您提前准备棍子吗？我可以制定一个十点钟把小王送医院的日程。”

指令的意义也不一定在于执行，而是表达情绪等等，这个时候“给出指令”这件事本身已经完成了一种更原始的意图。 作为指令内容的语言无关紧要，是无能的丈夫手中的录像带。

我的意思是：只要人类还在用非形式化的语言思考，只要人类中还有我这样的煞笔，人类就是不可能和自己和解的。

不能和自己和解意味着，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这导致编程这件事本身的不完备。 人类是模糊的，这也体现在人类期冀一片形式化的土地上能长出混沌的花。

扯远了，好吧，总之我也期冀能有一片形式化的土地，因为混沌的土地上连花的定义都缺乏，或许我只能看到一片又一片花花绿绿的生殖器。 我连自己想要什么都说不清，却有着建构的欲望，把地基建在这种泥淖上就完蛋了。

那么现在讲前人思考多么具有洞见抑或多么短浅都没有意义，归根结底，就像是用模拟电信号建构数字逻辑。 如果人类还想要一片形式化的土地，那形式化系统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会是不可或缺的。 而这种形式化系统或许会是我想花精力去研究的东西。

最后，以这篇短文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话作结：

说到底，我们使用母语时所谓的“自然性”，不过归结为这样一种轻易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它来作出一些陈述，而这些陈述的荒谬之处并不显而易见。